瘟疫围城时|小声#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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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1月24日 / 武汉

对于其他地方的人,今天依旧是农历新年的除夕。对于身处武汉的我,今天是武汉因冠状病毒肺炎全境封锁的第二天。

今年是我爷爷去世后的第一个新年,再加上全城的瘟疫,我的心态有了一点变化。

我开始留恋我的家人,我开始重新审视我和父母的关系。我能体会到长辈嘴里的“过一年少一年”是什么意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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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月22日,武汉全境封锁前一天,年夜饭餐桌上,我姐姐吃春卷要蘸醋和辣椒油。我奶奶说,爷爷去世以后就没有人做辣椒油了。

我们家以前的辣椒油都是我爷爷自己做的。那种生呛辛辣的味道其实不好,但是它已经刻在了我的记忆里,没有就像好像差了点什么。还有饭桌上用肉丸、鱼丸加粉丝煮的汤,味道也不好,我以前不爱吃,但是那天忽然意识到,说不定这就是最后一次尝到这个味道。

这种味道来自于经年累月的肌肉记忆。原材料的选择,食材的比例,制作的过程和时间,都只属于那一个人。如果那个人走了,这个味道就会从世界上消失。

我爷爷邓德文在世的时候,一直给家里做饭。用奶奶的话说是“他的锅铲把不能交给别人”。

之所以一直是爷爷做饭,是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去餐馆做过帮厨。但随着爷爷年纪渐大,味觉退化,他做的菜越来越咸,奶奶因为这件事和她吵过好几次,但依然如她抱怨的那样,“他的锅铲把不能交给别人”。

在我奶奶和几个姑姑眼里,爷爷是个自私又固执的人。固执于做菜要多放佐料、以至于其他人难以入口;固执于过年要吃肉;固执于自己一定要做菜。固执于重男轻女的观念,哪怕临终为他付出最多的是自己的两个女儿。

我爷爷掌勺的历史一直维持到他中风以后,在体力不支,行动不便的情况下,他依旧执着于做菜。他说别人做的菜他吃不惯,“没有味”。

我奶奶有高血压,不能吃重油重盐,所以关于吃饭的矛盾几乎贯穿了两个人的晚年生活。在我奶奶朴素的政治学观点叙述下,爷爷对做饭这件事情的执着来自于对权利的迷恋。

因为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,他们日常最大的开支就是买菜做饭。谁履行了这个义务,谁就能操控家庭的财政大权,就是一家之主了。

但饭桌上的争论只是他们矛盾的外化,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是在于这个家庭本身。

我爷爷和我奶奶所有问题的根源是钱和子女。具体来说是如何把自己的积蓄分配给子女。

在我奶奶的描述里,爷爷只偏心我爸爸,也就是家里的长子。我奶奶则是坚持“一碗水端平”。因为执着传统的宗法观念,爷爷在家里并不受欢迎。虽然他依旧掌握着“锅铲把”,但子女和奶奶的感情更深厚。

钱、食物、男人,这是农业社会里一个家庭要生存下去的最重要的资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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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爷爷生于1926年(民国十五年)的湖北天门。这是一个能被写进近代史课本的年份,三·一八惨案在这一年发生,鲁迅因此写了《纪念刘和珍君》。蒋介石的国民党革命军这一年开始北伐,同年国民政府从广州迁都武汉。

他是历史的亲历者,但他并不是站在舞台上的人,只是无数构成历史背景板的普通人之一。那一年的湖北还是个农业大省,我爷爷小时候也放过牛。

他人生的头20年,可以确定的,几乎都是和饥饿有关的记忆。从1926年到1946年,中国一直是一个连温饱都没有解决的新共和国。战争和政治运动是这20年历史的主轴,饥荒和逃难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。

他身上背负的历史注定了他在后代眼中是一个保守固执的人。长久的饥饿与贫穷浇灌了他内心的不安。

安全感的缺乏又让他成为了一个极其节俭的人。

小时候,他带我去黄鹤楼。当时我想进去,他在门口看了看要买门票就对我说就在外面玩玩别进去了。后来门口的售票员说老人和小孩不要门票,他才愿意和我一起进去。

他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靠养老金和省吃俭用攒了十几万。可惜这十几万放到现在连房子的首付都无力负担。

节俭、爱钱、没有安全感,互相交织形成了他人格的底色。在物质富足的今天,他将那些来自100年前的,关于贫穷和饥饿的记忆,传递到了我身上。

我热爱重口味的食物、热爱肉类、热爱粮食和糖分。我体重最高时有180斤,这一度是他非常自豪的一件事。后来我读大学开始减肥,我每次回家他都会念叨“怎么瘦了?要保护好身体,男人不能太瘦了”。

但实际上在我的记忆里他一直都是一个又黑又瘦又干瘪的人,穿着白色的老头背心和黑色短裤,坐在角落里看新闻联播,一直沉默着。

我并不了解他,家里可能也没有人真正地了解过他。只能按一个老人的固有形象去猜测他的想法、去体谅他的保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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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以前很讨厌吃年夜饭。我们父母那一代有四个兄弟姐妹,四家人再加上我爷爷奶奶,这种几代人群聚式的社交场合让我很不适应。所以有好几年我都会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去,让他们自己吃。

不适应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比较陌生的亲戚。我不会笑、不知道该怎么回应那些让人尴尬的问题、不会巧妙地把压岁钱半推半就地收下。和所有猫科动物一样,我讨厌别人进入自己的领地。

我一直觉得自己不能灵活处理社交关系的原因是我父母。社交是一个习得的过程,习得需要样板,但在我的童年,缺乏这样的样板。

我小时候像留守儿童一样,上小学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带我离开了父母,理由是汉口的教育资源更好。虽然我父母住在汉阳,我们仍在同一座城市,但我父母很少来看我。不过我小时候一直很喜欢奶奶,倒不觉得离开父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。

现在回想起我奶奶之所以要执意带我走,应该是因为我奶奶无法忍受我父母了,当中涉及到一些我不知道的陈年旧事,但我也能猜个大概。

我爸爸的人生不太顺利,人到中年一事无成。我奶奶为他操了太多心,受了委屈。贫穷的家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家长里短消磨人的心智和情感。再加上两代人同处一座屋檐下各种各样的矛盾。我理解我奶奶的决定。

我奶奶在物质层面上很宠我,在其他方面也不会对我加以约束,所以我几乎处于一个野蛮生长的状态。说好听一点是自由,但实际上是疏于管教。

我的父母在高中时又“闯入”了我的生活。但我已经习惯了像对待陌路人那样对待他们。我不会和他们讲心里话、没有亲密的互动、甚至都很少说话。

我每次回家的时候,我爸都会习惯性地凑过来,在我身边犹豫半天,然后大声问,回来了?吃了没?。但是他每次出现在家里都说晚上九点以后,他显然不是问有没有吃晚饭,他只是想没话找话。

我对此的回应最初是当作没听见,后来是“你不要没话找话”,最后是“嗯,吃了”。

如我爸在年饭桌上讲的,他不知道该如何与我沟通。我也不想和他说话。

为什么不想?因为我也不知道该和他说些什么。

我们没有共同生活的基础。就像被长辈逼迫着来相亲的两个人,怎么聊怎么别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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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回家后,我爸有点咳嗽。他和我说是因为18日晚上有点着凉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被病毒感染,但即便没有那么频繁,但时不时一下打破沉默的咳嗽还是格外刺耳。

我很想关心他的病情,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有时候会假装上洗手间,借机观察一下他的状态。他有时候在房间里睡觉,咳的频率会低一些。但是一旦有人打电话进来,他接通以后说出第一个字之前一定会接一声长长的、有痰的咳嗽。

我开始在网上找这次肺炎的发病症状:咳嗽、咳痰频繁、呼吸困难、没有食欲、失去味觉……

我只能听到他在咳嗽,但这个声音已经足够让我紧张了。

昨天我在暗中观察了一段时间后,踌躇地借着上洗手间的间隙,不经意地走到他身边,跟他说,“去医院看一下”。他答应我今天去看。

进房间以后,我怕他不知道哪家医院有发热门诊,隔了一会又发了两个链接到他微信,建议他去距离比较近的龙阳医院。他没有回复我,那会估计是睡着了。

我有点害怕。

我看微博上有很多人求助,说自己的父母咳嗽、呼吸困难、腹泻,症状和冠状病毒肺炎一模一样,好不容易送到了医院,医生最后因为没有检测仪器,只能按“病毒性肺炎”确诊,只能让他们“自行在家隔离”,只能看他们受苦却什么也做不了。

我害怕会面对这样的无助。

今天他在家睡了一整天,睡觉不会咳嗽,这让我稍稍安心了一点。

吃晚饭的时候,他坐在我旁边。我还没问什么,他就说他今天看了网上的视频,医院里人山人海,容易交叉感染,所以没去。我嗯了一声,问他“有没有呼吸困难”,他说没有。

***

我以前表达过一种观点

当我们把经济指标里的数字,当作判断社会是否运转良好的标准时,构成社会的个体就被掩盖了。

这其实是一种行政化的集体主义思维。公司和国家的管理者都会有类似的思维惯性。他们更看重整体的优化,同时会忽视个体的感受。

这次的肺炎,尤其是武汉市政府某些匪夷所思的行为,让我再次意识到了个体和集体的某种错位。

新中国是个信奉集体主义的国家。不管经历了多少天灾人祸,最后都能变成“多难兴邦”、“天灾无情人有情”。

我不知道多难能不能兴邦,但这次肺炎让我知道经历灾难对个体是毁灭性打击,你的人生命运可能就此改写。

如果我爸爸因为肺炎丧失劳动力或是去世,对我们家的经济打击不堪设想。我可能必须换工作,我可能再也无法追求更高的东西,一辈子蝇营狗苟,了却此生。

如果是一个还处在温饱线上的家庭,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,可能就活不下去了。

在中国,集体总会胜利,但每个个体有自己的命运。

保护自己,新年安康。


题图来自《南华早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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