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时代有钱人的变态程度,我们穷人想象不出来|文摘#2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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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亿万富翁还要继续工作?

攀比、焦虑、填不满的欲望、还有存在主义危机,让一个人拼命工作赚钱的理由太多了。

纽约时报这篇专栏让我想起了之前BuzzFeed News的那篇《过劳一代》。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是视角不同,前者关注的是富人,后者关注的是普通人。但他们反思的其实是一个问题——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弊端。

什么是现代性的弊端?可以参考知乎上的这个回答

两百年前工业革命的时候就有人在反思现代性,但是最近这几年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开始变多了。这个事情和经济周期有关,经济发展好的时候,人民有信仰,民族有希望,国家有力量,大家巴不得被资本异化。但现在经济进入了衰退期,机会在变少,市场就像冬眠了一样,死气沉沉,导致没有钱的人不愿奋斗(奋斗没用了),有钱的人开始焦虑。

在几年前,社交媒体上关于工作的讨论都是“努力抓住阶级跃升的窗口期”。我记得我大学时,媒体们讲的都是创业公司的造富神话,喊的口号是“Work hard,play hard”。我们惊叹于一个一个独角兽拔地而起,在创业公司里没有见过“凌晨4点的北京”是可耻的。那时候每个人都怀抱着重崇高的理想和远景,不是“改变世界”,就是“让世界变得更美好”,看起来十分真诚,一点都不像装的。

甚至直到半年前,Wework的创始人被赶出公司之前,纽约时报还发了一篇评论《年轻人,你们为何假装热爱工作?》,看起来中关村的创业文化已经输出到了大洋彼岸的旧金山。只不过这时风向已经变了,纽约时报在写这篇文章时不像中国媒体,习惯性的歌颂企业家的奋斗和伟大,而是直接把矛头指向了问题的核心:

许多公司仍然以冠冕堂皇之辞为工作贴金

可不是嘛,“改变世界”这话在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”时是真诚的,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,除了给自己贴金,还有什么价值?这篇文章刊载时WeWork估值是400亿美金,现在WeWork上市失败,估值缩水只剩两成。愿景和鸡汤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。

其实,现在大部分人不是不想工作,只是不想活的这么累。我相信大部分普通人是有一个退休计划的,类似于“攒够多少钱”、“工作到多少岁”就退休这种。

正是基于此,纽约时报的作者就提出了开头的那个问题。

可是为什么他们停不下来?这不是一个问题,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律。

现在的社会就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一样,一旦开动,除非机器抛锚,否则不会停止。我们就是机器里的一颗颗齿轮,机器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。某种程度上,我们的文明社会确实就像卢梭在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中说的那样,是一场开弓没有回头箭的“骗局”。

回到实际中来,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,如果CEO们不好好工作,如果公司垮了,他们可对不起董事会给他们开的高工资。

但是,我相信每一个个体都能在这个环境下找到出路。战胜周期的最好方法是保持乐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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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巴胺斋戒(Dopamine fasting):张一鸣的延时满足理论现在有了硅谷信徒

硅谷的有钱人不仅热爱工作,还喜欢限制自己的快感,活脱脱像一个机器人。

Vox最近的一篇报道解开了硅谷“多巴胺斋戒”的神秘面纱。所谓“多巴胺斋戒”,字面意思是限制多巴胺——那个能让你感到快乐的神经物质——分泌。操作方法有很多,例如少玩手机多工作,少吃零食多运动。

提出这项号召的加州大学的神经学教授Cameron Sepah说,如果不对多巴胺分泌加以限制,我们就会习惯高水平的多巴胺,然后去追求更大的刺激。

这套理论和张一鸣的延时满足异曲同工,都把满足感视为大敌。

按Sepah的说法,他提出这项倡议是希望大家能夺回生活的掌控,例如让自己不会在手机铃声响起时第一时间去看手机。

不过也有些科学家表达了不同观点,例如Vox采访的神经学家Judson Brewer就说,“长期来看,强迫自己的做法不会有效果……只会让你丧失自己所爱的东西。但因为你仍然喜欢它,所以你最终会回到原点。”

这几年硅谷不仅是科技神话和财富神话的诞生地,也催生出不少颇有影响力的生活方式。例如Soylent这类的代餐旧石器时代饮食 等等。

这些东西的支持者都宣称有科学依据,也收获了一大票科技公司高管的支持。但在外人看来,这种诡异的生活方式周围总是环绕着宗教般的神秘色彩。

或许,科技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宗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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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软在日本实验一周4日工作制,结果如何?

结果如下:

  • 公司人均营收(当月营收/公司人数)同比提高了40%
  • 电力消耗下降了23%
  • 打印纸张消耗下降了60%

因为结果看起来不错,微软今年冬天还要继续实验。

新西兰也尝试过类似的减少工作日的实验,生产效率提高了20%。

不过,也有部分微软日本分公司的经理表示不理解,有些雇员表达了缩短工时会招致经理不满。

我还没有找到这个实验的具体操作方法,所以不清楚到底是如何实施的。因为有的工作并非坐班制,例如销售,晚上陪客户吃饭到底算上班还是下班呢?再例如程序员/设计师,有电脑的地方就能工作。关注这些人如何实践一周4日工作制更有意义,因为他们才是深受加班摧残的群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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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丧家之犬再跑一会儿

想起在发布活动公告的时候,有位读者在我的文章下面留言:“为什么探讨垃圾问题时,嘉宾席没有这一知识领域的专家呢?”
 
我回复ta:“因为公民不需要成为专家也能够为社会事务和环境问题负起责任。拍出《垃圾围城》、《塑料王国》的纪录片导演王久良不是垃圾处理领域的专家,调查雾霾问题的柴静不是环保领域的专家。有好奇心和研究、学习的方法论,人人都能够去推动公共议题。赋权普通人正是应对垃圾问题的关键,我们只不过在身体力行这一点。”
 
直到现在,我仍然相信公民教育公民,而不是权威教育公民。因为关键不在于谁更有资格处理公共事务,而在于在很多社会议题上,普通人有着和既得利益者不一样的stake,所以前者不能将自己的权益完全让渡给后者去决定。


题图:《摩登时代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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